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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4章 四百亿（第2页）

“现在肯定还不是时候，你们还没长大，还没成熟。但是要和国际接轨，一部分市场总会要开放的。”

李旭东沉声道：“市场就好比是赌桌，鱼龙混杂，只要开放市场，我们就必须上桌。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都是浸淫多年的赌王，只有你们是个连赌博规则都没搞清楚的小菜鸟。想要赢，想要不吃亏，不是不上桌，而是主动和他们中的一些顶级赌王交朋友，当盟友，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本事都学到自己手里。”

没办法，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太多不足之处。

改革初期实行“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价格体系，即同一商品有计划内低价和计划外市场价。这虽然缓解了转型阵痛，但也催生了“官倒”现象——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或其亲属通过倒卖批文牟取暴利，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加剧了腐败。

“利改税”改革虽试图规范企业与国家的分配关系，但国营企业所得税率过高导致企业难以承受，最终被“承包制”取代。

这种“包死基数、超收多留”的做法使税收失去刚性，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市场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生产资料分配仍由行政主导，导致“采购员满天飞”与“产品积压生锈”并存。尽管上海等地尝试建立展销市场，但整体上市场调节作用有限，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突出。

城市的改革不顺利，农村的改革也好不到哪里去。

随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原有的集体服务体系崩溃。农民组织化程度大幅下降，导致农田水利、机耕道等“共同生产事务”难以组织，农业基础设施维护陷入困境。

家庭承包制释放了生产力，但分散的小农户在市场中缺乏议价能力。当农产品价格受制于国家收购价或市场波动时，农民虽增产却难增收，甚至出现“打白条”等政府拖欠收购款的现象，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

集体经济的消亡不仅削弱了经济功能，也导致合作文化、集体意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干群关系恶化，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随之而来。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真正原因还是在于宏观治理与来自社会层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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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整体性、前瞻性的理论框架，政策常在“放”与“收”之间摇摆。制定政策的领导意见不一致，导致制度衔接不畅，甚至出现政策混乱。

怪谁？谁又不是意难平！为了一个信仰苦苦支撑一生，为了一个信念背负一生，到头来，发现被这信念所背叛，谁不觉得悲哀？谁不想坚持走回老路子？！

华夏全方位落后西方国家太多，想要全盘追赶上去，压根就不现实，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除了必要的国防工业，只能从最基础的来料加工业着手。

“师父，有您带着我们，那肯定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咯。”肖建魁讨好道。

“我？你们就别指望我了。你们试想一下，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要内需有内需，又有低廉的人工，若要崛起，谁不忌惮？谁又会不防备着我们？所以你们有你们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